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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今第二愚人的博客

为了抗争生命的无力感和虚无感,男人总会实实在在地“爱”上多个女人~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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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王山:我心中的“跑酷少年”(3)  

2012-05-14 10:29:45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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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王山:我心中的“跑酷少年”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 文/赵群

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3

 

1968718日,一场百年罕见的特大暴风雨骤临北京城。天傍黑的时候,天宇间一声长啸,一股强劲的、无定向的狂风突然袭向北京城的大街小巷,顿时狼烟暴起、砖走瓦飞,城市被如刀的风头切割得面目全非。紧接着,如注的暴雨从天而降,街市顿成汪洋。

  第一阵风起,城区北路的供电系统就被摧毁了。整个西城区彻夜无灯无火,沉没在暴雨和巨大而恐怖的黑暗中。

  这是犯罪者的节日。

  青年湖中学在这个暴风雨之夜发生了一起重大盗窃案。失窃的是学校图书馆。”

这段劲道的文字,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,是王山《天爵》第二章里的第一节。我在这里把它引用过来,有三个目的,一、是想学习一下他的叙事风格,简练、朴实,既压缩得张力十足,又丰满得捭阖纵横,真是绝妙语境;二、是想就本章叙述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的考量,说点花絮,赞叹一下他的构思情境;三、是索性借此机会,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历史,王山在书中所描绘的三个弱不禁风、娇柔娟秀的女孩,宣红红、申金梅和吴卫东,她们“偷书”的过程,就是以王山、我、还有另外两名同校校友为生活原型的。我现在把故事从抽象的历史中再剥落出来,还原给大家,藉而从中去窥探王山丰富的想象力和思想力,在悼念他的思绪中为他祈冥……

196710月底的一天,北京城虽然降下的不是百年不遇的大暴雨,但是从下午起,逐浪翻滚起来的阴云,就托着雷公电母下凡而来,把街上的行人赶回了他们的蜗居,把刚刚开始落叶的洋槐,都剥落成比基尼状态。

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日子,对于“盗窃者”来说。

西城区的北京十三中,在这个风雨交加之夜发生了一起重大盗窃案,位于教学楼四楼的学校图书馆,一夜之间,不翼而飞了上千本藏书,而这些藏书,大多都为涉嫌“封资修”的“黄色书籍”,和一些有价值的文学、史学方面的书籍。

这次“盗窃案”,是在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,被校革委会负责保安的张伯华老师发现的。他那天住校值班。凌晨五点半,他起床顺着着校园内的“贝勒小院”,转到教学楼前的时候,突然发现脚前散落着一地碎玻璃,他抬头一看,才发现四楼图书馆的玻璃窗,都打碎了,他立即意识到,肯定是校图书馆遭到了劫难。

他急忙向四楼爬去。上楼时,还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——昨夜零时、三时,他曾打着手电来过教学楼,那时这里看来一切安然无恙,而现在刚刚到早晨六点,如此说来,不说窃贼是何时预谋的,光从现场的状态上来看,盗贼应该是在凌晨三时到六时之间,完成的盗窃行动。

在现场,张伯华不得不暗自佩服起行窃者的勇气和机敏。从狼藉的遗迹上可以推测,行窃者是从楼道中部的盥洗室,爬出窗外,然后沿着窗下那道仅6公分宽的砖棱,贴墙行进了5米远,最后在凌空不可能有任何直接保护措施的情况下,砸碎了图书室的窗玻璃,撬开封堵的板障,而进入室内的。再以后,就一切顺利了,撞锁从里面好开,大门外的钢丝锁一弄断,随后,就是堂而皇之地从大门把书搬走了。

张伯华探头向窗外看了一眼,不禁暗暗嘬舌:夜暗、雨骤、距地面近20米的高度,而且在两窗之间,除了光秃秃的楼墙以外,没有任何扶持物,那么窃贼是怎么爬过来的呢?是何等的“高人”呢?

  还有,大门外加持的那把钢丝锁,需要用多大的力量才能掰断啊,不说作案人是初中、高中的了,该人肯定力大无比!

  十三中,北京市的重点学校,居然培养出了江洋大盗!张伯华愤愤地想。如果是本校人干的话!

  中午时分,失窃清单大体上履出来了。粗粗一看,就令人大吃一惊。失窃图书上千册,全都是古典小说和欧美文学名著。窃贼显然极具专业眼光,馆藏的所有珍贵工具书,包括一套老版的“辞源”、万历版的《金瓶梅》和民国初刊刻的《戏文大全》上百册,全部在失窃清单之内。

语文组的老师们沮丧之极。“十三中学图书馆已不复存在,”有人还说,“因为在被抽去了灵魂和精髓之后,它只剩下了一堆毫无价值的废纸。”

这里还要插上一句,当时语文教研组的刘心武老师,多年以后,从“窃贼”之一的本人嘴里,知道了“窃贼组合”中还有王山时,他竟然愣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,露出了悲惜交加的神色……

根据一切迹象,张伯华的脑海里,砉然之间即生出了一个判断,失窃的图书,不太可能完全被转运出校外。

最主要的是窃贼没有充足的时间。假设行窃者在午夜零时开始动作,三时左右进入疯狂作案期,那么到凌晨六时案发,他仅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啊。

他猜对了。我们是夜里三点以后,瞄着他回了宿舍,才开始打攻坚战的。他六点钟左右,起床再次巡视时,我们在王山的策划下,刚好把大部分的书,藏在了食堂的煤堆底下……

但是他肯定无法猜测到,我们是怎样具体策划行动的,又怎样凌空砸碎玻璃潜入图书室里,最后又如何把书运出校外的。

其实偷书的过程非常简单,逢山开路、遇河搭桥呗,只是危险系数极大。

我们分为两组,一组登上楼顶,一组从盥洗室开始侧应。我们把粗粗的麻绳绑在王山腰间,王山借着大家的协力,横着贴在四楼外面的墙壁上,然后步步艰难地行走了五、六米,才到达图书室的窗户前,最后等到一声脆雷乍起时,挥起民兵练刺杀的木枪,砸碎了玻璃。

接着第二个人进去,就较比容易多了,屋子里的人,也可以侧应他了嘛。

还有大门外面多加上的那把钢丝锁,作为老师的立场,可能认为很坚固了,不易解开,但是对于有心要破除它的人来说,就极为简单。我们运用杠杆原理,找了一根一米长的开口套管,像掰腕子似的,就把锁头掰断在锁眼里了。

至于我们如何把书运出去的,张伯华老师恐怕就想象不到了,也可以说,他压根就不敢想,也就不可能想到了。

因为这里,正是校方首先犯的错。

事发的第二天后,张伯华才从学校里的“四·三派”同学当中,选出了十几个膀大腰圆的骨干分子,严格地把守住了校门。与此同时,校革委会,还组织了“专案组”,派出了搜索分队,监控围墙,并对全校所有房间和一切角落进行彻查。

“挖地三尺,上穷碧落下黄泉。”

当时学校里洋溢着的,的确是这个气氛。

“从此,这批失窃的图书杳如黄鹤,神秘地、未留一丝痕迹地消逝了,在以后漫长的二十多年里,它们再也没有出现过。”

这也是实情。因为大部分图书,都是“四·四派”的同学配合我们,在当天及第二天转移出去的。当时哪个“四·四派”的同学,不愿意得到几本书,不愿意表现出大无畏的“英雄情操”,不愿意跟“四·三派”的同学玩玩捉迷藏呢?

 

“晚9点,第一批失窃的图书终于被找到了,仅四本。

  保卫组的一个女同学在上厕所时发生了一点意外。

  蹲了一会儿以后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来了月经。初潮期,常常是猝不及防,搞得你很狼狈。她现在就有些尴尬,没带卫生纸。

  她窘促惶乱地半站起身,前后左右毫无目的地张望,于无奈中想随便找点什么东西应付过去。

  完全是无意识地,她发现了脏纸篓里隐藏着几本书。

这是收缴回来的第一批失窃图书,也是惟一的一批,其中比较有价值的一本是解放前翻译出版的《十日谈》。”

 

有关这一段的描述,就是王山作为文学大腕的才华体现了。这也是他通过对“天爵”一书的总体设计,而派生出来的一段精彩构思。并且,大家也都一眼就看出来了,用三个高中女生,去代替四个初中的男生,作为实施盗窃的主体,也就更加突出了当年大家渴望读书,渴望冲破文化壁垒的“五·四精神”

三十多年后,我曾代表王山,向母校写了一封“忏悔信”,同时表达了我们“亡羊补牢”的心情,希望给母校补偿两千本新书。据说学校图书馆的负责老师,找丁大伟校长研究过,但是最终,学校也没能反馈来同意还是不同意的任何答复。

这是必然的,王山说,星星还是那颗星星,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,可是学生已经不是当年的学生,老师也不是当年的老师了,现任的老师,谁都不想为历史“埋单”啊,那必定是当年大人们的错嘛……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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